由于汉代陵墓通常拥有显著的标志和丰富的陪葬品，因此几乎每一座都遭遇了盗掘，堪称“十室九空”，而曹操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根据《三国志》裴松之的注解，引用了《魏氏春秋》中的记载：“曹操亲率将士，深入发掘，破棺而裸尸，发丘中郎将、摸金校尉一路行过，所到之处，无一不被掘开，尸骨暴露。”曹操为了筹集军费，采取了盗墓的捷径，成为了历史上最为著名的“盗墓贼”。

曹操不愧是曹操，即使从事这类不光彩的事情，他依然建立了严格的组织、程序和管理。他在军中专门设立了一个“盗墓办公室”，并任命了“发丘中郎将”和“摸金校尉”两级官员，形成了一个专业化的盗墓队伍，保证了盗掘活动的高效有序。

曹操的最大盗墓行动，是发掘了河南永城芒砀山的梁孝王墓。梁孝王刘武，汉文帝刘恒与窦太后的儿子，汉景帝的同母弟，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中立下赫赫战功，因此其墓中陪葬品十分丰厚。《水经注疏》记载：“曹操带兵进入芒砀山，破开梁孝王的墓，收取金宝数万斤。”据传，这些珍宝被曹操用于资助他手下的军队，甚至足够维持三年的军饷。

梁孝王的陵墓位于保安山南麓，这一带有着八代刘武的后代安葬的家族墓群。仅在现有的22座王室墓葬中，虽然多数已经被盗掘一空，但依然出土了成千上万的文物，其中包括一件完好无损的金缕玉衣，上千件金器，以及大量难以运走的巨幅彩绘壁画，足见当时墓葬的奢华程度。

曹操的盗墓行动本是秘密进行，只有他的亲信和朋友袁绍知晓。然而，随着曹操与袁绍的关系破裂，袁绍在发动攻击曹操之前，指派了大才子陈琳撰写《为袁绍檄豫州文》，这篇文章使得曹操的盗墓丑闻公之于众。

“发丘中郎将”和“摸金校尉”这两个职务，分别承担“发掘”和“考古”的责任，分工明确，协作有序。随着盗墓题材小说和影视剧的流行，“摸金校尉”这一称号变得越来越有名。实际上，在东汉时期，“中郎将”明显高于“校尉”，是常备军中最高的武官职位。例如，董卓麾下的胡轸、牛辅、吕布都是中郎将，而李傕和郭汜则属于校尉。

“摸金校尉”负责执行盗墓任务，具备专业的技术能力；而“发丘中郎将”则是负责组织盗墓行动的指挥官，精通风水、方位和安排行动计划。曹操为筹集资金，将这两个职位正式纳入官府体系，但随着曹魏逐渐掌控天下，这两个职位很快被削弱，最终消失。

然而，这两个“盗墓专职岗位”在后来的历史中依然存在，且任职者的地位有了显著提升。二百五十年后，南朝著名的昏君宋废帝刘子业复设了“发丘中郎将”和“摸金校尉”，不同的是，此时被任命的人已经不再是军官，而是刘子业的两位叔叔——刘休仁和刘休佑。

不过，刘子业的“掘墓大军”并非为了财富，而是为了发泄个人愤怒。根据《宋书》和《南史》的记载，刘子业为了报复父亲生前对自己的训斥，竟然下令开掘其父孝武帝刘骏的墓。幸得太史的劝谏，才让刘骏的陵墓得以幸免，但刘子业依旧恶行不止，最后竟然命令“发丘中郎将”去掘开父亲宠妃殷贵妃的墓，侮辱其尸体以泄愤。

然而，担任“发丘中郎将”和“摸金校尉”并非一件容易的事。刘休仁和刘休佑作为刘子业的叔叔，在那个时期，皇叔身份危险至极，几乎都面临被屠戮的命运。最终，这两人被刘子业长期幽禁在宫中。尽管如此，刘休仁仍能通过自嘲和幽默化解了兄弟二人几次被杀的危机。幸运的是，由于刘休仁的体重比刘彧轻，他避免了被赐号“猪王”，也没有遭遇被关进猪笼、吃猪食的命运。

不久之后，刘子业被政变的宫人所杀，而前“发丘中郎将”刘休仁立即支持湘东王刘彧继位，凭借这一功绩，刘休仁飞黄腾达，成为重要的朝廷人物。他帮助刘彧平定了国内的多次叛乱，还斩杀了刘子业的一族，为朝廷建立了赫赫战功，威望大增。前“摸金校尉”刘休佑也凭借哥哥的功绩被委以重任，参与平息宗室内部的叛乱。

然而，刘彧晚年变得多疑，开始担心“二刘”功高盖主，可能会在自己死后夺权。为此，他先后杀害了前“摸金校尉”刘休佑，并将前“发丘中郎将”刘休仁赐毒酒致死。两人心不甘情不愿，但最终未能避免在宫廷斗争中的悲惨结局。

在所有历史上的官方盗墓者中，最具自知之明的无疑是曹操。在临终时，他要求后人从简葬礼，不设随葬，以避免遭遇像他当年所做的事那样的下场。曹操的这一决定，显然源于他亲自体验过盗墓所带来的风险与后果。历史的遗骸埋藏在地下，但它们的真相总会被挖掘出来，而喜欢这段历史的读者，或许会更倾向于用心去了解这些埋藏的真相。

参考文献：

《裴松之注三国志》（天津古籍出版社，2009）

陈琳等《陈记室集》（广陵书社，2015）

（清）杨守敬《水经注疏》（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89）

《资治通鉴·宋纪十二》

《南史·宋纪二》

《宋书·始安王修仁传》

《宋书·前废帝本纪》

芒砀山汉文化博物馆公开资料